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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l-In 的年度峰會上，四位主持人 Chamath Palihapitiya、Jason Calacanis、David Sacks 與 David Friedberg 把主舞台交給 Bill Gurley。節目的開場介紹把他叫作矽谷的皇室成員，投過 Uber 與 Zillow，走過二十五年以上的科技週期。三年前他在同一場合講監管俘獲，那支影片傳開之後，這個詞也進了公共討論；這次他先聲明不談 AI，要講一件壓在他心裡五、六年的事，還提醒台下，笑點會比上次少很多。
他沒有從 COVID 講起。他先放五場災難，因為他要用的東西在裡面：每一場災難都有搜尋者，也都有阻擋者。搜尋者去碰根因，阻擋者圍住自己。而 COVID 六年過去，這套流程一件都沒走完。
每次災難都有搜尋者，也有阻擋者
2021 年 6 月，佛州 Surfside 的 Champlain Towers 突然垮掉，98 人死亡。葛利把它拆成兩層。設計從一開始就錯，維護排程擺爛，管委會沒理會一份講得很清楚的檢查報告，這是機構失能；技術失能是泳池平台長年吃含鹽海風，先鏽掉、垮進地下室，帶走結構柱，整棟樓跟著下來。《紐約時報》用 3D 報導把細節攤到讀者眼前，那是自己做第一手調查才有的東西。
同一時間還有四組人在查。NIST 是 911 之後被指定負責建築倒塌調查的聯邦機構，派了人，其中兩位一查五年；Surfside 鎮自己請來專門研究大樓倒塌的工程師；佛州法院組了大陪審團；十七件受害者訴訟併成一案。這群人時不時撞在一起，也互相幫忙，方向一致。最猛的是《邁阿密先驅報》。報社剛從破產走出來，新任總編輯 Monica Richardson 照樣壓上去，跑線記者在事發兩小時內到現場，調查線擴到三十七人，做出跟《紐約時報》同等分量的 3D 模型，拿下普立茲獎。Richardson 得獎時說，他們會繼續查這起倒塌，找出它為什麼發生，確保同樣的悲劇永遠不再發生。
查清楚之後，改變也接上了。佛州把公寓大樓規範修了一輪，其他州、尤其濱海州跟著採用。這是他後面每個案例都會示範的同一套動作：根因、改正、預防。
737 Max 是另一種版本。空中巴士推出一款省油新機，開始吃波音的市占。波音不想重新設計一架要重新訓練大量機師的新飛機，就把省油引擎掛到舊的 737 上。引擎太大，只能往前移，機身配重跟著歪掉。測試飛行時機頭偶爾自己抬起來，波音寫了一套叫 MCAS 的軟體，裝上去，沒告訴任何人。感測器一故障，軟體以為飛機在往上抬，就把它壓進地面。2018 年 10 月、2019 年 3 月，兩次墜機。
這次的搜尋者多達六組。參議院委員會、眾議院委員會、司法部；印尼的 KNKT 有權檢查黑盒子，很快就看出駕駛在跟自動駕駛打架；《西雅圖時報》一位跑了波音十六年的記者做出普立茲級報導；Peter Robison 寫了《Flying Blind》；五十七位吹哨者寫信到參議院；罹難者家屬從頭到尾都在場施壓；機師工會發現波音私下裝了軟體又沒講，偷偷錄下波音說的話給媒體，接著對波音發資訊自由法申請，這種事沒人聽過。阻擋者是波音跟 FAA：波音先怪機師訓練不足，FAA 拒絕把文件給參院小組。Ted Cruz 在聽證會上當面問 FAA 署長，知不知道他不為波音工作。
葛利在這裡插了一段他的觀察。大組織被聚光燈照到，會感覺到那個重量，然後圍起防線自保。那多半是機構本能，不必然出於惡意。真正過不去的是時序：第一次墜機後四十五天，幾乎所有人都知道 MCAS 有問題，卻沒有人停飛；第二次墜機本來不該發生。參眾兩院的委員會不分黨派，DeFazio、Ted Cruz、Wicker 都很投入，這件事本來也不該是黨派問題。
他也把方法論攤出來。科學界做失效分析用的流程叫 CAPA，改正與預防措施，五步是偵測、調查、確認根因、改正、預防。重點在預防，但根因不能跳過，不知道發生什麼，就不知道要修什麼。藥品與醫療器材由 FDA 依法要求走這套，航太也有規範。
卡崔娜與福島：擋到最後，報告還是寫出來了
卡崔娜的堤防不是被水翻過去的，是從底下被掏空。2005 年那場颶風帶走 1,800 條人命，40 萬人流離，損失 1,250 億美元。陸軍工程兵團想讓外界相信水是翻過堤防的，是天災；但那只是一個三級颶風，這是可以避免的人為事故。搜尋者這邊，參眾兩院各有委員會；Mark Schleifstein 與 John McQuaid 在事發三年前就寫過系列報導預告這件事，拿下兩座普立茲獎；國家科學基金會辦了一場評比，讓另一組學者進場調查；路易斯安那州自己請了 LSU 團隊。所有人最後得到同一個結論：這是人為錯誤。
工程兵團成了阻擋者。他們還請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加入內部調查，付了一百萬美元，學會慢慢地被包進工程兵團裡，自己也變成阻擋者。落幕之後，UC Berkeley 的 Raymond Seed 交出一份四十二頁的報告，把每一次阻擋寫清楚，文件還在網路上。預防照樣接上：九十項建議、一百五十億美元，堤防擋了二十年。
福島的數字是 2,200 人死亡、15.4 萬人撤離、2,000 億美元的清理費。海堤只有 5.7 公尺，海嘯越過去，打掉發電機，爐心熔毀，沒有辦法冷卻。內部文件顯示，他們早就預期三十年內會出現 10 到 15 公尺的海嘯，那份報告被埋掉。牆加高就好，事情就不會發生。搜尋者裡，Martin Fackler 在《紐約時報》東京分社待了二十年，做到普立茲決選；日本民眾上街、提告。TEPCO 跟 NISA 則是阻擋者，而且擋到最後，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幾乎變成朋友，這就是監管俘獲。
葛利口中的英雄是黑川清。日本國會請他主持該國史上第一次完全私人的調查，條件是委員會裡沒有人跟監理機關或電力公司有機構關係，權限是任何人、任何方式都能查。他開場給自己三件事：關心人身安全，不要變成擁核與反核之爭；調查一定要產生建議；他清楚三哩島與車諾比在全球的分量。他其實是醫師，不是核子物理學家。七個月後報告出爐，先出英文版，因為他們在乎的是全球透明度。第一句話是：這起事故不能被視為自然災害，它是徹底的人為事故，本來可以、也應該被避免。
費曼清空半年行程，有人才叫他不要調查
挑戰者號的 O 型環不是為低溫設計的。1986 年 1 月那天早上，佛州很冷，前一晚分包商想攔下發射，被否決。又是技術失能加機構失能。雷根成立 Rogers 委員會，成員大多是圈內人：太空人、將軍、華府人士、NASA 高層。有人提議該放一位物理學家進去，葛利猜他們想要的是背書。費曼的資歷沒話說，諾貝爾獎、曼哈頓計畫。他們不知道的是，這個人極度獨立、極度想求真，對不必要的客套零容忍。他不想做，說他討厭華府，是太太說服了他。
接下來他做了一件其他委員都沒做的事：把未來六個月的行程全部清空。還沒去華府，他就自己跑到 NASA 的設施找人談。到了華府，Neil Armstrong 對他說，我們只評估，不調查。太晚了，他早就在查了。三個後來一直流傳的片段：Rogers 在洗手間遇到 Neil Armstrong，說費曼很難搞；費曼在電視直播上找了一塊跟 O 型環保溫材料相近的東西，當著大家的面丟進冰水，拿出來一折就斷，委員會被他氣炸；最後他把筆記交出去，委員會把報告磨得很平，他火了，打電話要 Rogers 把他的名字拿掉。委員會讓步了，報告的附錄 F 就是他全部的筆記，原樣收錄。
同樣的儀式，在 COVID 一件都沒發生
COVID 是另一個量級。1,500 萬人死亡，地球上每一個人的生活都被打亂，代價約 45 兆美元。特別重的一塊壓在小孩身上，他自己的小孩一個高中、一個大學，正好錯過最關鍵的三年，學習落後不是抽象的統計。他說他這輩子不想再經歷一次。
其他災難都有的根因，六年過去，還是沒有。他在台上丟了一句給 AI 圈：你連這件已經發生的事都講不出來，就別要他害怕某個 AI 圈人士的聊天機器人會對人類做什麼。他的 P(COVID) 遠高於 P(doom)。如果那些模型真的那麼聰明，就叫它們來解這一題。
把五場災難的死亡與損失加總，大約 5,000 人、3,490 億美元，COVID 是它的三千倍。費曼在紀錄片裡被人勸要多點禮貌時說，可是死了七個人。葛利把這句話往下推：死七個人的時候，求真跟客套衝突了，該怎麼辦；死一千五百萬人的時候呢？再把所有空難、颶風、核災、建築倒塌、太空事故全加起來，也還不到 COVID 的三分之一。
接著他數沒發生的事。沒有一家新聞室投入三十人以上的團隊去查 COVID；沒有一位有報社後盾、死咬不放的調查記者；沒有卡崔娜、737 Max 那樣的跨黨派參眾院委員會；沒有一位費曼或黑川清那樣的獨立調查主持人；NIST 和 NSF 在其他案子都曾啟動第三方調查，NIH 沒有出錢做一份；也沒有大規模的受害者訴訟。
五位被倚賴的專家，在他眼裡是阻擋者
演講裡最有爭議的一張投影片，是五位被倚賴的專家：Francis Collins、Anthony Fauci、EcoHealth Alliance 的 Peter Daszak、Wellcome Trust 的 Jeremy Farrar、北卡羅來納大學的 Ralph Baric。葛利的說法是，他們不是專家，他們是阻擋者，行為跟前面那些案子裡的 FAA、波音、NASA 一樣。
四個理由：他們是病毒學圈內人，聚光燈一來，先自保是本能；他們主導了一場誤導運動，把大家帶離線索，還叫大家不要搜；疫情之前，他們全都公開主張功能增益研究，也就是刻意把病毒改得更危險，歐巴馬政府曾下令禁止，他們持續推動，佛奇 2011 年還在《華盛頓郵報》投書寫利大於弊。葛利引行為心理學的說法：你如果公開告訴全世界這件事該做、利大於弊，你就不可能保持中立；晚上要入睡時想像自己參與了 1,500 萬人的死亡，這做不到，大腦會騙你。帶著這種偏見的人，連當陪審員都不夠格。第四個理由，也是他認為最重要的一個：他們從來沒有開始搜。他們叫大家不要搜，卻忘了自己本來就該搜，到現在都還該搜。
真的在搜的人，大多不在大機構裡
DRASTIC 是一群科學家鬆散串起來的組織，互相分享資訊，有自己的網站；葛利形容那像二十個同等級病毒學家自己組隊。U.S. Right to Know 是送出多數資訊自由法申請的非營利組織，他說他捐了錢，也希望台下跟著捐。
然後是五位他稱為英雄的女性。Alina Chan 是最早指出病毒看起來像為人類量身設計的分子生物學家之一，跟 Matt Ridley 合寫過一本書；葛利特別提《紐約時報》這幾年刊了她兩篇投書，他說他更希望那是《紐約時報》調查團隊寫的，但有總比沒有好。Katherine Eban 是最早把頭伸出來說「我們看這件事的方式錯了」的人，文章登在《浮華世界》，標題是〈The Fight to Discover COVID Origins〉，葛利說這個標題重要，因為那場鬥爭是關於發現的過程。Emily Kopp 在 U.S. Right to Know 工作，出土的文件多半是她挖出來的，葛利說她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內情。Zeynep Tufekci 是普林斯頓的教授，也替《紐約時報》寫稿。Alison Young 寫了《Pandora's Gamble》，把 COVID 之前發生過的實驗室外洩事故整理過一遍，那是評估這次有沒有可能是同一種問題時，很值得看的一份資料。
這五位女性因為把頭伸出來而被攻擊，有些攻擊直接來自前一張投影片上的男性。葛利說這完全沒有道理。
一週寫成的論文，三年後才出土的提案
葛利說，把實驗室外洩變成不能問的問題，是一場很成功的操作。動物溢出被講成一個已經確定的成因，任何人只要想到實驗室外洩、哪怕只問一句，就被打成陰謀論者。他們利用了科學期刊生態：一篇〈Proximal Origin〉一週內寫完就送出去，葛利說那根本不可能做過調查；《柳葉刀》有類似的一篇。這些文章被引用再引用，你查維基百科，繞來繞去都會回到它們。他們也把這件事變成黨派問題：民調問 COVID 從哪來，民主黨與共和黨給出不同答案，葛利說這太荒謬，這件事不該跟投票給誰有關。
Zeynep Tufekci 一個半月前在 X 上寫的那段話，他有唸出來：已有鐵證般的證據，顯示有一場共謀在掩蓋、否認這可能是一場實驗室意外，由科學建制最高層策動，一群自我服務的科學家刻意誤導大眾。那段話有四十萬次瀏覽，零則社群註記。Katherine Eban 的說法短一點，她叫它「被製造出來的共識」。
然後是那份提案。COVID 三年後，DRASTIC 挖出一份代號 DEFUSE 的文件：EcoHealth Alliance 的提案，把美國頂尖病毒學家跟武漢的蝙蝠病毒專家石正麗連在一起，在蝙蝠冠狀病毒的 S1-S2 接點插入一段 furin 切割位，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會讓病毒在動物身上更強。那份文件可以下載，內容就是這樣寫的。葛利說沒有主流期刊報過它；在受訪的科學家中，認為 COVID 來自動物溢出的人裡，只有 22% 聽過，78% 沒聽過。
他自己做了一個測試：開一個乾淨的 AI 對話，不讓它參考先前的任何對話，問它如果要用 CAPA 的原則解 COVID 起源，看到這份提案會怎麼反應。排出來的答案是直接調查線索、高度關鍵、最高優先的證據、第一手文件證據。他接著下了一個斷言：如果這份文件在 2020 年 1 月就被攤開，當時的對話會完全不同。搜尋的人知道它，Rand Paul 知道它，他希望台下現在也知道了。
他也問了 AI，CAPA 的下一步會往哪走，答案指向杜克大學與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文件。搜尋者去要了，北卡羅來納大學與北卡州政府擋住，拒絕交出。葛利對台下說，如果有人認識北卡的人，去讓他們想一想，他們在保護的東西，跟阻止下一次大流行，哪一個重要。想補課的人，Matt Ridley 三月跟 NIH 的 Jay Bhattacharya 有一場對談可以追。
該做的是根因與預防
葛利講完，全場又一次起立。Jason 留下他問了幾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小孩。葛利還是繞回預防：他對下一次大流行沒有信心，說不定會更糟，因為誤導運動已經把信任打掉，下一次沒有人會聽，也沒有人能領導。讓他最過不去的，是待遇的差別。別的災難裡，搜尋者被當成英雄；在這裡，搜尋的人被當成有問題的人。
Jason 追問新聞業：為什麼沒有人去搶那座普立茲獎？葛利說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刻意把那些獎一個個唸出來。布魯金斯學會有一場座談，台上就是前面幾位女性，談新聞界為什麼錯過；Katherine Eban 跟 Emily Kopp 都把矛頭指回去，對準病毒學專家的誤導運動，說它讓提問變成一種失態。考慮到後果的規模，他說這很糟。但他沒有把門關上：還有工作要做，還有文件在出土，我們在靠近，進來吧。
Jason 把話說得更重。這次只要你提問，就會被歸類成不相信專家的陰謀論者，他說這是純粹的惡。葛利回，這太瘋狂了。Jason 接著說，有人只問一句「有沒有可能來自武漢」，你們確實資助過功能增益研究，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難回答？葛利的答案還是那個心理機制：人為了自己的心智健全，是有能力騙自己的。
最後一題是立場。Jason 問他，憑這幾年投入的幾千小時，他認為最可能的情境是什麼。葛利說他刻意不選邊，因為根因還沒找到。他很樂見任何百分之百確信是動物溢出的人去做那個研究，如果要去中國找動物，他也願意出錢。他提了兩件事：中國驗了八萬隻動物，沒有找到一次跨種傳播；中國如果有能力找到，會有極大的誘因去找。Jason 接話，濕市場理論會讓他們完全脫身。葛利說，對，誘因這麼大，那為什麼沒有？而佛奇在出土文件裡承認，濕市場那個傳播事件之前，已經有多起病例。
收尾時，葛利說他不能像佛奇那樣說自己代表科學，但他代表科學的追問。沒有人可以告訴你不能搜尋；搜尋的人不是壞人，是好人。要繞過、穿過阻擋者，但不要去攻擊他們。他認為 Rand Paul 把這件事做成起訴是走錯了路，該做的是根因與預防。這件事從來不該是黨派的，如果你對 COVID 起源的看法取決於你投票給誰，請重新想一次。他請新聞室跳進來，像 Monica Richardson 那樣，然後組一個真正獨立的調查委員會，找出屬於這個時代的黑川清或費曼。他引了一句掛在柏拉圖名下的話收尾：我們很容易原諒一個怕黑的小孩，人生真正的悲劇，是男人害怕光亮。
Jason 最後說，這可能會是葛利一生最重要的工作，台下也有人願意捐款支持研究，相關消息之後會放上 X。